Wednesday, March 30, 2011

从众心理-电梯实验

群体心理学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《乌合之众》对此有着非常棒的研究。今天要说的倒不能说是群体心理学了,而是处于一个族群中的个体的奇特心理行为。看到了这个“电梯实验”,直接笑翻了,太欢乐了。不过回过味来才发现,有什么好笑,仔细回想一下,日常生活的N多决定不就是这就盲从么。心理不够强大,没有自己的生活原则,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,就只能做乌合之众了。吐槽完毕,再欢乐一下吧!


Saturday, March 26, 2011

夜莺

在youtube上听《永隔一江水》,放完之后就自动播放这首《夜莺》了,我一激灵,这么熟悉的旋律。在北京的时候,在实验室里做显微镜鉴定,很多时候就放雅尼的轻音乐。这乐曲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北京的实验室岁月了,唉,老了,提起往事就来劲儿。

Friday, March 25, 2011

九月

并没有读过多少海子的诗,只是高中时学过那首著名的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”。在饭否上和菜头写下了“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,只身打马过草原”,深感震撼,原来这是海子的《九月》,而3月26日是海子的祭日。周云蓬把这首诗谱了曲,很好听。谨以此纪念早逝的诗人海子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
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
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
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
一个叫木头 一个叫马尾
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

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
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
我的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
只身打马过草原


Thursday, March 24, 2011

倒春寒

22号周二和晓光师兄去O城,算起来这才是我第二次出城。到中餐厅吃了个午饭,下午在apple store里转了转,体验了一下MBP和iPhone 4,这些机器确实招人喜欢,夏天到了有promotion的时候肯定要入一台MBP。周二这天温度挺高,但风不小。回家的时候,广播里播放了好几次tornado warning,弄的我们紧张了一把。我办公室外边常年贴着一张tornado shelter指示图,来了这么久,我也很是不解,看起来,这么个大平原不像是有tornado的地方嘛。这次算是感受到了tornado的气氛。设想你面对核扩散警报的时候,大概就会感受到核威胁了。

周二暖和,虽然不小的风,我穿件T恤倒一点不觉得冷。周三早晨起床,出门前把窗户打开,让外边的空气进来。我常常以这个方法估计外面的温度,因为老是忘记看天气预报,这个时候倒想念CCTV1套7点半的天气预报了。外面的空气挺凉,大概穿T恤是不够的,所以我又拿了件衬衣,这下该有把握了。一出公寓我就后悔了,这两件衣服套身上根本不起作用,身上立马就感受到凉意了。但虽然凉,我觉得还不至于无法忍受,我不想再花三分钟时间返回去拿件外套,于是就稍微皱了皱眉头继续往前走。

呵呵,我错了,寒冷的天气绝对是伤不起的。公寓门口风不算大,可是路上的风那可就相当的不小了。穿的又是T恤,感觉着风从四面八方钻进身体里,只好把T恤的扣子尽量多扣几个。越往前走就越后悔,想折回家拿衣服。可一想到刚出公寓时都没回去拿,现在回去好像挺诡异的,也不知道是种什么奇怪的心理活动,于是就继续往前走。事实上我也清晰的想到了,下午回家的时候还有二十多分钟的折磨呢。

下午为了避免挨冻,我跑出去三趟以确定校车的准确发车时间。后来决定坐5点半的校车回家,少受点罪。我5点25出门,刚走到钟楼这里校车就走了。我诧异极了,看了下手机,5点27分!完了,今天中奖了。司机一看没人提前跑路鸟,还能说什么,那就再迎着大风冻上二十多分钟吧,苦逼的人生啊。夜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冷的原因(窗户白天开了一天,虽然开的不大),我11点就睡了,可早上竟然没有听见闹铃,睁开眼时已经8点20多了。

今天早晨出门就放聪明了,该穿的衣服都穿上了。给一朋友打电话,无人接听,怅然。从另一个朋友那里,我听到了“倒春寒”这个词儿。一想,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,上周阳光灿烂,短裤裙子遍布校园。这一周正是春假,气温却降了下来。校园里一片寂静,街道空旷,风呜呜地掠过尚未长出多少绿芽的干枯树枝,竟有些肃杀的气氛。

到办公室时已是10点过些了吧,导师办公室的门开着,Trisha也从Arizona回来了。坐了下来,考虑了一会儿自己太过敏感的问题。回过神儿来,竟已快12点,有了饥肠辘辘的感觉,那就开始吃午饭吧。早上的时候踌躇了好一会儿,还是犯懒没有炒菜,只是在面包里夹了ham和beef,凑合着吃一顿吧。清苦学生,清苦学生,我似乎只在高中和现在体会到了清苦学生生活。

眼睛有点累,决定去外边转一下。风依然不小,但天蓝的让人心碎。校园里很安静,阳光已开始洒下来,松鼠在路边跳来跳去,我暗暗为这宁静美丽的校园心动。去了图书馆,奔向期刊区,这次证实了一般的期刊还都是按照到达的。New Yorker, Time, News Week只比网络版晚一期,这没办法,邮寄总要花些时间。很好奇,决定转一下,看还有其它啥杂志,然后就发现了New Public, National Geographic,这两个我也许会不定时的看一下;还有《明报月刊》《传记文学》以及大陆的《人民画报》,翻了一下人民画报,文章还是熟悉的大陆风,为高铁系统大唱赞歌,象征中华速度云云。若不是前些日子读到了FT中文网上加藤有关高铁的文章,我大概有不小的几率要为中国自豪了(就像不懂事儿的时候一样)?

图书馆里人很少,期刊区有一个同学在读书,我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发现是一位亚洲同学,很可能是中国学生吧,在读两本Time,怪不得我发现Time少了最近的一期呢。我以前在weekday来期刊区的时候,发现读者似乎也不算多,跟以前兰大榆中期刊室的景象完全不一样。那时我觉得榆中的期刊室还真不算小啊,杂志也很不少,就是总找不到最新一期,读者总是很多,杂志都翻的挺旧的。后来我总是跑到杂志储藏室去找《读书》杂志,那里空间非常大,人很少。

关于图书馆这一幕,我现在不禁有点奇怪的想法。在兰大的时候,同学们都那么的好学,想通过杂志了解外面的这个世界。可惜了,我们的杂志不能自由的表达所有的话题。倒是在自由世界里,似乎学生倒不怎么阅读这些杂志了。新闻自由的世界里,人们似乎意识不到审查制度,人们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生活,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一些。倒是有着审查制度的中国,年轻人似乎可以分成两类,一类意识到了审查制度的存在,时刻提醒自己小心被洗脑;另一类也许是意识到了但是不在乎,也许是没有意识到,反正对自由没有太多敏感。

给Patrick回了邮件,还有一封要花些时间阅读后才能回复。又感觉办公室里有点倦,于是决定再花10分钟时间到体育馆附近转转,rec center的西侧我还没去看过。出去后发现,风变小了,阳光灿烂,有些暖暖的感觉了,回来时我对Trisha说,天气已经挺nice了。阳光明媚,天空蔚蓝,我决定坐在台阶上晒晒太阳,什么也不干, 什么也不想,晒晒太阳。脱了鞋子,让脚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有一俩行人经过,有两三辆车开进对面的停车场,车内的人扭头看着我坐在这里晒太阳。

晒太阳这事儿让我想起了兰大。有一段时间,大概是2005和2006年的时候吧,我经常在早晨去图书馆的台阶前背些东西,有时是新概念,有时是些诗文,但隐约觉得新概念居多。有冬天的早晨,也有夏天的早晨,想想,挺美好的。正巧,昨天我决定重新背些古文,因为我总能记起一些当年读到时为之动容的句子,现在却又想不起上下文。于是昨天就从《陈情表》开始了,今天我想,就应该是《春江花月夜》吧。

我近来老念叨罗素先生说的一句话:“不能安静的独处即使并非所有不幸的根源,也是其共同特征。” 我知道自己需要安静的独处,需要静一静,可总也无法安静下来。似乎双鱼的人总有无尽的事情等着你去优柔寡断。我希望读书能让我安静下来。

Tuesday, March 22, 2011

Kindle 3 使用小结

我对Kindle 3 的期待很简单,能读书就行,所以拿到手一看,还真能读书诶,效果还这么好诶,嗯,满意。而后我发现,3G网络还真给力,完全可以满足收邮件,于是赞。然后,我基本上不再花时间探索它还有啥其它功能了,好像也没啥了,就是个读书的神器。

用它来读书,可以与twitter & facebook帐号相连,发些简短的评论,实时纪录一下。也可以存在Kindle的笔记本里。如果你买的是正版书,那么读者们划出来的一些精彩段落,也会以下划线的形式显示出来。比如,在《双城记》里,那段著名的“这是最好的时代”就标了出来。唉,这些都是费话,不能读书还叫Kindle么......

另外一个,结合一个小小的脚本,在网上看到的好文也可以自动发送到Kindle里,回家后在Kindle上读,不耽误工作时间。比如,早晨到办公室后,谁不会打开新闻扫上几眼呢。嗯,差不多了,该工作了。再一看时间,唉呀我去,一个小时过去了,悔恨的心情油然而生,暗自下决心明天不看了。第二天早上到办公室,打开网页继续看新闻,而后再内疚,然后再发毒誓说后天再也不看了。第三天,你懂的......

有了Instapaper这个小小的java脚本,你不必再和自己过不去了。现在,来到办公室,打开Nytimes,头条新闻扫一眼,真的就需要一眼。嗯不错,点击一下已经装在浏览器上的Read Later,欧了,可以关闭这则新闻了。点开what's popular的两篇文章,好像还挺有趣,Read later之。好,可以关闭浏览器干活了。因为Instapaper会自动发送到你的Kindle 3上,晚上回家后读就行了,不占用工作时间。

完了,我就是用Kindle来干这两件事儿,读书,读白天没空看的新闻。

Sunday, March 20, 2011

寻路中国-香烟

“对于中国男性来说,没有什么比香烟更能捕捉关系的本质了。它就像是某种旗语系统——在这个世界里,一切尽在不言中,每一个动作都有其含义。你在此时递给别人一支烟,在彼时又会接到其他人递给你的一支香烟;这一来一往,互动交往由此开始。有时,拒绝别人递过来的烟有着划定某种界限的意味。一个市民与一个农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,那么市民很自然的就不会接过农民递过来的烟。即使在两位商人的交往中,其中一个有时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,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地位更高一些,而当他手里确实有着合适的筹码时,此种情形尤甚。

中国有四百多种不同品牌的香烟,每一个牌子都与众不同,有着自己的定位。在北京,京郊农民都抽‘白红梅’,普通市民口袋里多揣着‘红塔山’,中产阶级小企业家喜欢抽‘中南海’,大商人偏爱‘555’,暴发户们则喜欢价格不菲的‘中华’。‘熊猫’牌香烟最少见,邓小平最喜欢抽这种烟,政府配额使得这种烟很难在市面上找到。一包‘熊猫’要一百来块钱。如果你口袋里装着包‘熊猫’,你很可能只是在炫耀。”

“在中国,所有的烟草公司都是私有的,烟草行业为政府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利润;它也直接雇佣了50万员工。从政府的角度看,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,香烟都对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政府甚至对某些品牌的香烟提供补贴——最便宜的香烟仅两三元一包,因为政府官员们担心,一旦买不起烟,农民们会不高兴,有可能闹事儿。”

“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,吸烟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烟草行业带来的收益。不过,这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:关键是谁承担了损失,谁得到了收益。到目前为止,中国并没有一个覆盖全部国民的医保体系,所以事实是,中国政府拿到了烟草行业的可观利润,中国民众则支付了香烟带来的损失。”

Thursday, March 17, 2011

寻路中国-医院2

到了住院的第七天,魏佳的牙床开始流血。这天早晨医生给他做了骨髓检查,最后决定给魏佳输血。魏子奇打电话过来借钱,需要近1000美元。中国没有全国性的医疗保险,城里人可以在单位报销,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只能依靠自己,这也是农民为何要存钱的一个原因——他们必须为可能的疾病做准备。医院也因此对农民区别对待。医生们都害怕给他们治了病,农民却付不起钱,于是医生都要求先付钱。直到2009年,中央政府才开始逐步建立某种形式的全民医保,尽管目前仍不清楚这个医保计划能覆盖多少人口。

在魏佳生病的时候,农民只能自己从私营公司里买保险。与绝大多数农民不同,魏子奇给魏佳买了保险。这样,魏佳的大部分医疗费用都可以从保险里出。不过医院可不会等保险公司来付钱,他们现在就要现金。在这种情况下,魏家就只能从亲戚四邻借钱,这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。

Mimi这时候正在为去欧洲出差准备,所以我一个人去了医院。魏佳时睡时醒,他妈妈说医生给他吃了药。魏子奇陪着我去见了主治医师赵医生,我向她做了自我介绍。她与另一个医生及三个护士坐在办公室。我问她输血是否有必要?

“他是谁?”她厉声问魏子奇。“他怎么会在这儿?他怎么来问问题?”
“他是个作家”魏子奇骄傲的说。
“我是他的朋友,正如我刚才介绍的那样,”我赶紧说。“我带着孩子来医院的,对于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治疗措施我有一些简单的问题。”
“这不是他的事儿!”赵医生对魏子奇说。“你是病人家长,得你来负责,没他什么事儿。”
“我很关心孩子,”我说,“从孩子生病起我就一直陪着,我只是想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。”
“已经做过决定了!”说完,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。

有那么一会儿,我就这样静静的站着。在中国,我已经习惯了人们对我的耐心。人们通常都会对一个说中文的外国人抱以某种略显夸张的尊敬。一般来说,这种敬重让我在中国的生活变得轻松许多,像任何一个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一样,我已经学会利用这一点。但我并不知道这种敬重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在这种尊敬的最深处是不安全感:许多中国人,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,他们内心深处对于中国展现给外国人的一面非常敏感。赵医生并不把我看作一个关心孩子的人; 在她的眼里,我只是一个不相信她能力的外国人。

很明显,她对魏子奇对我的信任非常恼火。于是,我们俩一起把这位城市女人一些最糟糕的本能激发了出来:她对农民抱以傲慢,对外国人表现出不安全感。我问屋里的另外一位女士,“我应该同谁讨论这件事?”,但没人理我。我又问了一遍,依然没人理我。一个护士低声的讲了一个笑话,其他人笑了起来,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我觉得我的脸红了,我的忍耐到了极限——孩子还在隔壁的病房里为病痛折磨着,我不是去听她们讲笑话去了。

“事情非常很简单,”我说,“钱是由我来付的,在我付钱之前我必须弄明白为什么孩子现在需要输血。如果你们不给我讲清楚,我不会付钱。”

赵医生转过身来,她紧绷着脸,面带怒气。“他需要免疫球蛋白,如果没有,他可能会脑出血。他现在嘴里已经开始出血了。我们知道怎么做,你什么都不懂。”
“我尽我最大努力去理解,”我说,“如果你说的慢一点更好,我问问题只是因为我关心孩子。”
“如果你关心孩子,就应该让我们给孩子输血!”
“我跟其它医生讨论过,他们说不必非得输血,”我说,“他们说他们一般会待活检的结果。”
“那得多长时间?”,这个女人大声说,“我们根本不知道得等多久,也许得一周,我们不能等那么长时间。”
“为什么不给他检查一下是不是病毒引起的发热呢?”
“我们知道他的血小板数很低!这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!”
“做肝炎检查了吗?”
“他没有肝炎!”
“你们检查了吗?我听说有这个可能。”
“没必要做检查!肝炎不是问题。”
“如果你们给他输血,有没有风险?血液有没有可能携带病毒?”
“当然有风险。”赵医生厉声说,“可能有艾滋病毒、肝炎病毒或其它什么病毒。”
“你们检查这些血液吗?”
“不可能做完整的检查。”
“我觉得可以。”我说。
“相信我,不行。”

听到医生说出这种胡话,我感到非常的恶心,但是我换了个角度来问:“血是从哪儿来的?”
“我怎么会知道?”她开始大声喊叫了,我转身和魏子奇走出了这个房间。我跟他说血液来源是我最关心的问题,他静静的点头。我用手机给我一个美国朋友打电话,她在北京的一家医药公司工作。她告诉我她们公司按照国际标准对血液进行检验,她说看看能否卖给我们一些。过了一会儿,她打了电话回来。

“他们可以给你送过去,一个单位387美元。我觉得1个5岁的小孩1个单位就足够了,如果他不是特别高大的话。”
“他很小。”我说。
“那就没问题,他们给你送过去,不过你得确认医生会接收。”

原则上说他们卖血给我们是违法的,但中国的许多事情正是这样运作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,重新走进了医生的办公室。“如果我们能够买到干净的血,我们能用吗?”我说。
“在北京没人能保证血绝对安全。”医生说。
“有,”我说,我告诉了她那家公司的名字,“他们有干净的血。”
“不可能,他们没有,”她说,“不可能检测所有的东西。”
“我肯定他们可以检测艾滋病和肝炎病毒。”我说。
“不可能,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检测方法。”
“我们不说这个检测了,”我说,“这个不重要,我现在想知道的是,如果我能够从他们那里买到血,让他们送过来,你能给孩子输吗?”
“这不可能,他们不会卖给你的!”
“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了,他们同意卖给我。”
“我们不要,”她说,“这违反医院的政策。这算什么问题?你怎么会想起这种问题?你以为你是谁?”
“你不告诉我你们用的血是从哪里来的,你也不告诉我它们是否安全,所以我就自己找安全的血。这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。”
“北京没有安全的血,”她说,“你除了用我们提供的之外没有别的选择。血是有风险,但如果不给他输入风险更大。你现在就得做决定!”

我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愤怒的混身颤抖。我给美国朋友打电话跟她解释了我们目前的情况;她说还有一个办法。“我认识一些曾在这个医院工作的医生,我让他们帮忙查看一下医院血液的来源,然后我们可以评估些献血战是否可靠。我一会儿给你打回去。”

我跟魏子奇夫妇坐在魏佳的病房里等着。过去的这一周,他们夫妇一直非常安静:没有眼泪,没有恐慌,没有大吵大闹。农村的生活磨炼了他们,使他们懂得了“没办法”的含义——总有一些事让你束手无策。我同医生争论的时候,魏子奇静静的站在后面。他的态度很明显,他相信我的判断,他对我未曾谋面的美国医生朋友抱有极大的信心,他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那种不安全感。对他来说事情很简单:他对这些事一窃不通,他也没办法获取任何信息,所以对于儿子的健康问题他愿意相信一个外国人。我的反应有些不同——这事远在我能力之外,但事情的严重性让我想努力控制住局面。事实上,所有我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获取信息,希望做出正确的决定。现在,我们只能等一个电话。

魏佳仍然在沉睡,电话响了,“好消息,”我的美国朋友对我说。她发现医院用的血和她们公司的血都来自同一个地方,唯一的不同是医院不对这些血做全面的检验。“我跟我们公司的医生聊过了,”她说,“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HIV阳性。那个血库到目前为止还是安全的。”

我向她道谢,挂了电话。我一时冲动,给Ted Scott打电话,他是我的一个医生朋友,在旧金山工作。电话里响起了这么一个声音:“嗨,我是Ted,很抱歉我现在不能接您的电话......”我不知道当时几点了;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正在急诊室值加班。我盯着我的电话,想着我还能给哪些朋友打电话。我希望听到别人告诉我说我们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可能,我希望别人告诉我说会好起来的。但我想不起来还能给谁打电话:没办法。最后我看着魏子奇。

“我觉得可以,”他说。
我们下楼去了医院的收费处。工作人员坐在窗户后边像银行的出纳一样,现金到处都是:抽屉里、桌子上、点钞机里。人民币最大的面值是100元,约12美元,任何数额较大的交易都需要一大摞钱。我带了8000元——有一本小说手稿那么厚的一捆。我把钱从包里拿出来递给一个工作人员,他把钱放进了点钞机里,一句话也没说。

到了楼上,我把收据给了护士之后,医生开始准备给孩子输血。我知道医务人员不想我在旁边,所以我对魏子奇和曹春梅说我明天再来。魏佳已经醒了,他看起来面色苍白,但他向我笑了笑。我跟他许诺说,等他好了我们就去动物园玩儿。我拦了辆出租车回家,洗了个澡,一个人吃了晚餐。夜里,我坐在空空的公寓里,麻木的感觉从心底升起。突然之间,我感到如此的无助,几乎无法呼吸。

Wednesday, March 16, 2011

恐惧与极权统治


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,今晚又看了一遍。其实这个电影并没有宣扬暴力革命,V是想唤醒人们心中对自由的渴求,打破被奴役者的恐惧。恐惧,正是人们维持着被奴役状态的原因。
任何极权统治都深黯此道,不是一直到现在都有人在说,22年前杀掉一批人换来稳定局面是值得的么?其背后的逻辑无非就是杀鸡给猴看,制造恐惧。

许诺给你不一个持续变好的物质生活,同时无情打击任何政治异见,这就是胡萝卜与大棒,它造就了当今的死水局面。大多数人并不渴望自由,或者说他们被洗的不会渴望自由了吧。

嘿,你还好吗?

来美国后就没再关注NBA的新闻,不再像以前一样看cctv5转播火箭的比赛。昨晚打完羽毛球,在大厅里等校车的时候看了几分钟NCAA的比赛,于是今天就想起来要看看NBA的一些新闻。陌生,完全的陌生,大半年不看新闻,就感觉物是人非了。麦迪走了,巴蒂尔走了,詹姆斯离开骑士了,阿联离开篮网了。更让我震惊的是,不知道何时,姚明又受伤了。再继续找相关新闻,发现伤的还很严重,严重到影响职业生涯的地步。

搜索相关新闻的时候,看到了cctv5今年1月30号制作的这个关于姚明的小短片,挺感动的。虽然cctv5转播篮球比赛并不是真正的为了篮球本身的精彩,但这种对姚明关心,总还让人感觉很温暖。Avril的这首歌也配的挺好。

Sunday, March 13, 2011

剿匪不力还TMD有脸卖萌

中国网民的回贴常有神作出现,令人拍案叫绝。比如下边这幅照片,有一个队形完好的回贴



剿匪不力还TMD有脸卖萌!

Saturday, March 12, 2011

寻路中国-医院1

何伟在书里描写了很多我们习已为常的场景,比如在医院的经历。看了他的书,我才意识到这到底有多荒谬,虽然我之前也很讨厌那些。但从他的口里说出来,就别有一种荒谬感,我说不上来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谬,大概是有悖常识?反正很让人不舒服,但这还真就是我们当下中国,就是我们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这段在北医三院的经历,我当初看的时候一口气看完,然后一看表都凌晨1点半了。我一半是为孩子的生命担心,急切的想知道结果,一半也想看看何伟是如何遭遇中国医生的。我也写不出什么评论,就把这些让我砰然心动的段落简略翻译出来吧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Mimi为魏佳安排了北医三院的儿科,那的血液专家据说比较好。护士给魏佳抽完血后,对我们说需要住院观察,看看血小板数量是否回升。她问我们今晚谁留下来照看小孩儿。
“我留下”,魏子 奇说。
“你不行!”,女护士厉声说,“只有女同志才能留在医院过夜。”
“他妈妈明天就来了,”魏子奇说,“我难道今晚陪孩子一夜都不行吗?”
“绝对不行!只允许女同志!”
“你看,他们家离北京很远,开车都要两个小时”,Mimi说,“孩子在这没有其它亲人了,只有他爸爸在这。”
“不行!只有女同志可以!如果你愿意,你可以留下,但孩子的爸爸不行!”
这位女士有50来岁,身材高大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她就站在魏佳的病床前。她一直在重复同一句话——“只允许女同志留下!”她说的次数越多,听着就越奇怪,现在很少有人用这个共产主义时代的老词儿了。孩子这时候又开始哭了,脸上露出恐慌的表情,“我不要一个人在这”,“我不要一个人在这!”
“别害怕,你不会一个人在这的”,Mimi说。我转身对护士说,“我们能到外面说句话吗?”
我不想发火,因为中国的医院有歧视乡下患者的坏名声。我尽力平静下来,向她解释当前的情况,Mimi也向她求情,破个例。但是她很固执——中国的官僚机构里通常都是这样,中年人尤甚。他们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教育,在共产中国的工作单位里度过了多半的人生岁月。他们错过了改革开放,完全没有年轻一代中国人身上常见的变通和实用主义。护士还是拒绝通融,我最后决定开车回村子接孩子的母亲(曹春梅)过来。
“你们最好晚上10点之前回来”,护士说,“如果10点之后才到,我们不会让她进门的,我们夜里是要锁门的,这是规定!”

我给曹春梅打电话,让她收拾一下,并找个摩托车送一下,这样我们好省些时间。半小时后, 她打电话过来,说村里唯一一个有摩托车的人喝醉了,没办法开了。我到村子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,曹春梅背着包站在路口等着,包里有几瓶泉水——村民们认为他们本地的泉水要比在城里买的水好。
“今天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”,她说,匆忙的进了车里。
“没事儿”,我说,“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?”
“都好了”,她说,“你吃了吗?”
“我吃过了。”事实上我自早上到现在还滴米未进,不过这都是礼貌用语。在中国的农村地区,不管当前的状况有多紧张,一些对话都可以让人平静,曹春梅的话就让我感到平静多了。我们开的很快,过了山路之后就上了公路,路上车辆很少,我们用了一个半小时赶到了医院。魏佳已经睡着了,我跟他父母道晚安的时候,他静静的睡着。